圖源於網路

　　1990年代，馬丁·弗裏德曼和他的以色列士兵戰(zhàn)友曾參與一場至今沒有正式命名的連續(xù)衝突。這些戰(zhàn)鬥間歇出現(xiàn)在歷史的夾縫，連結著以色列1982年第一次黎巴嫩戰(zhàn)爭與2006年的第二次戰(zhàn)爭。

　　這些小型衝突同戰(zhàn)爭一樣真實而殘酷。當時，為了對抗真主黨在邊境的襲擊，以色列捲入了黎巴嫩南部一連串死傷慘重且遙遙無期的小規(guī)模戰(zhàn)鬥中。在《南瓜花》裏，弗裏德曼以一流的敘事手法，記錄下這場被長久忽視的戰(zhàn)爭，同時讓我們確信，它預示著一種新型中東戰(zhàn)爭的出現(xiàn)，儘管當時我們對此一無所知。

　　“自殺式汽車爆炸、路邊炸彈、在巨石間設置餌雷、襲擊時錄製影帶、將各前哨孤立、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在敵方的領地裏，我們的現(xiàn)代部隊打著一場漫長而無望的戰(zhàn)爭。敵軍的力量比我們弱，但他們卻擁有更為堅定的決心。這場戰(zhàn)爭的目標含糊不清，而且根本無法達到—早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zhàn)爭之前， 一場拖延不休的戰(zhàn)事就已經在黎巴嫩拉開了?！备パY德曼寫道。

　　弗裏德曼此前曾是美聯(lián)社駐耶路撒冷記者，還是《The Aleppo Codex》一書的作者。他曾被派往位於黎巴嫩的一個被士兵們稱作“南瓜”的前哨。（在以色列無線電員的行話中，“花”是指受傷的士兵，書名由此而得）。

　　黎巴嫩無疑是危險之地。以色列士兵有在執(zhí)行任務前拍集體照的傳統(tǒng)，每位戰(zhàn)士的頭部周圍要留有足夠的空間?！斑@是為了讓報社的人更清楚辨認人臉”，弗裏德曼寫道，“他們拿到照片，會用紅筆把死去的人圈起來。”

　　《南瓜花》由四部分組成，筆觸優(yōu)美。第一部分記敘了1994年到1997年發(fā)生在南瓜山的一連串災難事件；第二部分是關於以色列對這系列事件的反應和抗議，迫使整個國家開始反思在黎巴嫩“緩衝區(qū)”布兵的意義；第三部分是作者自己在1998年南瓜山服役的情形，而最後一部分是在以色列撤軍後，作者以平民身份重返黎巴嫩的故事。

　　從歷史層面來看，弗裏德曼書中記述的最重要事件發(fā)生在他來到南瓜山之前。當時已經出現(xiàn)威嚇視頻——真主黨拍下了他們突襲南瓜山的情景並不斷傳播，這也成為恐怖分子自製視頻的最早實例之一（現(xiàn)在這些視頻已成為殘暴的慣用手段，常伴有割頭場景）；也有直升機離開南瓜山時的相撞事故，73名士兵無一生還——由於路邊放有臨時爆炸裝置（也就是後來美國士兵在伊拉克戰(zhàn)爭中最為痛恨的東西），他們不得不選擇空路——而如果不是因為敵方在士兵必經之路上佈滿了這樣的裝置，慘劇將不會發(fā)生。

　　敵方真主黨日漸壯大，一心想打永久戰(zhàn)爭。弗裏德曼在書中引用真主黨副秘書長原話，他認為，他的組織“不只是一個想要解放一片領土的武裝組織，也不是它沒有理由繼續(xù)存在時就會退出舞臺的臨時工具。它是一個願景，一條道路，而不僅僅是一種軍事反應。”

　　但對我來説，《南瓜花》最吸引人的段落並不是關於政治的，而是弗裏德曼自己的戰(zhàn)爭故事。作為步兵，他們的經歷通常會跟官方口徑有所出入，官方往往是單一、有導向性而過於清楚的。但真正好的戰(zhàn)爭回憶錄——比如《南瓜花》——總是展現(xiàn)戰(zhàn)爭迷惘、模糊的一面。

　　比如説，這些手持武器的人，是真主黨還是在打獵的黎巴嫩平民？（事實上是平民，士兵認為他們可能是在尋找野雞）遠處的紅光是戰(zhàn)爭的火苗還是婚禮上的煙花？（是煙花，紅光後面緊跟著藍色、黃色和綠色）窸窸窣窣是步步逼近的敵人還是塑膠袋的響聲？（結果是袋子）

　　戰(zhàn)爭也意味著犯錯——荒謬、不合常理的錯誤。弗裏德曼寫到過一次晚間任務。他在南瓜山山脊上看到了三個遊擊隊員，決定跟蹤他們，當他爬進坦克的時候，坦克觸發(fā)了可怕的炸彈裝置。他奇跡般地活下來了。第二天真相大白：他和弟兄們追的不是遊擊隊員，而是野豬。清晰的野豬蹄印在陽光下嘲笑他們。

　　2014年，弗裏德曼在Tablet和The Atlantic發(fā)表長文，認為駐紮在耶路撒冷的外國媒體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親密關係，促成了種種持續(xù)而微妙的反以色列傾向。他的批判迅速傳播開來，惹出了不小的爭議。後來弗裏德曼親自發(fā)聲，話語節(jié)制、表述認真，爭議很快消弭下去，而這些特質無疑是他最好的同盟之一。

　　在《南瓜花》中，他也展現(xiàn)了相似的節(jié)制。部分是因為他從自己的隊友處獲得暗示?！霸谖铱磥?，前哨不存在任何意識形態(tài)”，他寫道?！皩ξ覀冞@代人而言，倡導猶太複國主義的政治家本·古裏安和劇作家西奧多·赫茨爾的名字只不過是街名?！?/p>

　　另一方面是因為，在黎巴嫩的安全區(qū)戰(zhàn)爭，創(chuàng)造了一種截然不同的以色列——“對意識形態(tài)極為厭惡；只思考微末而實際的事情；對爆炸事件習以為常。”他並不將其看作一種積極的發(fā)展。那些年在山頂的戰(zhàn)爭成功圍剿了以色列的老派左翼，包括其中的集體農場和空想家?！八麄円呀洷贿吘壔?，再也沒有重回公眾的視野?！彼麑懙?。

　　但是對弗裏德曼來説，他在南瓜山的那段時間唯一沒能做到的就是遺忘。它一直都作為他成年後認同的一部分，是他的記憶和精神生活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岸嗄暌葬?，那座山丘依然在對我説話”，他寫道。2002年，他決定回應山丘的呼喚，作為加拿大公民，他得以以遊客的身份重返黎巴嫩。

　　他發(fā)現(xiàn)了什麼？一個擁有善良、仁慈人民的國家——陌生人不僅邀請他加入野餐，還總是往他手裏塞各種願意接待他的親朋好友的聯(lián)繫方式。以及，他們都很憎惡猶太人。

　　“倘若我認為，在黎巴嫩也許有人會願意和我一起來一場中東版的“耶誕節(jié)休戰(zhàn)””，他寫道，“那麼我就是在異想天開?！?/p>

　　弗裏德曼以重回南瓜山為此行作結，只是這一次他站在另一邊。他驚奇地凝視著它。“曾經有一段時期，這座山值得我們用生命去守護。然而仿佛連敵人也明白，現(xiàn)在的它毫無價值可言。這似乎是士兵們可以獲得的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訓。”

　　這種觀察讓人聯(lián)想到蒂姆·奧布萊恩在《士兵的重負》中説過的、關於戰(zhàn)爭最讓人心痛的格言：“最終，面對一個真實的戰(zhàn)爭故事，除了‘噢’以外，我們無話可説?！保ㄎ?Jennifer Sen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