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一天，法學教授范忠信在杭州南湖邊，以爬行方式行進一公里。一年前，這位法律史學界的知名學者，在個人微博上公開打賭，預言“2013年裏，除了民族區(qū)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會實現(xiàn)縣鄉(xiāng)級公務員財産公示”，賭輸?shù)拇鷥r是“罰自己爬行一公里”。（《北京青年報》1月6日）

　　儘管范教授的“一公里”爬得很辛苦，但他仍堅持認為，未來三到五年內(nèi)，公務員財産公示“還是會朝這個方向進步”。儘管類似以“打賭”方式表達對公共政策的期待的做法，未必完全可取，但爬行背後的堅持仍讓人動容。

　　與范教授有著同樣訴求的民眾其實不在少數(shù)，一直以來，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一般民眾，都在期待公務員財産公示的真正實施。這些年來，儘管一些地方在這方面也曾做過一些努力，但在輿論漩渦中沒過多久就擱淺了。

　　無論是各地財産公開嘗試的起伏，還是范教授輸?shù)糍€約，隱隱約約中，它們其實都指向一個並不遙遠的交叉點，也就是説，在公務員財産公示的問題上，儘管阻力依然很大，甚至不免磕磕絆絆，但卻正在形成普遍的社會共識。而這，也是切實推動國內(nèi)公務員財産公開的堅實民意基礎。

　　一方面，公務員財産公示是政治開放的應有之義，是現(xiàn)代社會從事公務人員的職責和義務。這種公開，不僅符合現(xiàn)代社會政治運作的基本倫理，也關(guān)涉到公共權(quán)力與私人利益之間界限的厘清。越是早公開、徹底公開，則公權(quán)力的權(quán)威和公信力就越強。

　　另一方面，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公務員財産公示在技術(shù)層面上亦不成為問題。當然，目標再正確的事情，也要考慮整個社會的承受力，也需要循序漸進。

　　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發(fā)佈的《決定》中，已明確提出，“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guān)事項公開制度試點”。中共中央印發(fā)《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13~2017年工作規(guī)劃》，其中也提到“完善領導幹部報告?zhèn)€人有關(guān)事項制度，推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guān)事項公開制度試點，制定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

　　總之，對於公務員財産公開，民意期待了太久，當務之急在於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有行動，民眾才不會失望，才有可能杜絕類似打賭這樣的“行為藝術(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