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的“臺獨旗手”李登輝近日又跳出來表演了。根據日本李登輝之友會的官網介紹,李親自撰寫了一篇名為《臺日新合作的曙光け》的文章,投書日本月刊《Voice》9月號。在這篇文章中,李登輝表示,二戰(zhàn)時期臺灣和日本是“同一個國家”,“臺灣人”其實是為日本“祖國”而戰(zhàn),所以沒有臺灣抗日的事實;李登輝還説,他哥哥為“護國”戰(zhàn)死在馬尼拉,現在被奉祀在靖國神社,這才是歷史事實。為了表示對“日本祖國”的忠心,李登輝説臺灣的慰安婦問題已經解決,無須重提。他認為,馬英九紀念抗日勝利是為了“刁難”日本、“討好中國”,因此日本駐臺交流協(xié)會代表沼田幹夫拒絕出席馬英九所主持的對日抗戰(zhàn)勝利70年紀念會是“理所當然的”。

　　心理學將一種疾病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又稱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癥,是指犯罪行為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産生好感、依賴心、甚至主動協(xié)助加害人的一種心理疾患。李登輝作為臺灣民眾的一分子,本應是日本殖民統(tǒng)治的受害者,但他卻認賊作父,自稱“二十二歲以前一直是日本人”,雖然對外用“李登輝”的中文名字,內心深處卻一直固守著“巖裏政男”的日本身份,一直視日本為“祖國”,甚至公開説“釣魚島是日本的”;將這些與此番李的媚日言論合併觀察,可知李是一位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患者,而且病得不輕!

　　至於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起因,心理學認為至少要具備四個條件:(1)被害者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2)被害者感到無路可逃,只能服從施害者;(3)施害者會給被害者施以小恩小惠;(4)被害者的資訊來源和思想被控制,或曰被“洗腦”。

　　以李登輝的個案論:在李出生時(1923年1月),日本殖民統(tǒng)治臺灣已二十八年,其間以殘暴手段鎮(zhèn)壓了數十次臺灣義民的武力反抗;有資料顯示,僅在日本據臺的前二十年,就殺害臺灣同胞達四十萬之多(當時臺灣總人口不到五百萬),在此基礎上做到了前述四個條件中的前兩項,即讓臺灣多數民眾普遍感受到生命受威脅和“無路可逃”的困境。從李出生到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是年李22歲),李在最重要的成長過程中一直受到兩件事的深刻影響,而這兩件事恰恰補足了另外兩項條件,使李終生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患者。

　　一是李的父親當上了警察,雖然只是小吏,卻也讓李家多少能嘗到些“管治者”的滋味,甚至有了點“做主子”的虛幻感;後來李成了赴日留學生,更讓他有了“高等臺人”的優(yōu)越感;總之李家是撈到了日本“小恩小惠”的甜頭。第二件事就是在李14歲那年,日本在臺推行“皇民化運動”,從那時到1945年,李飽受八年“皇民化”教育,滿腦子都是日本人灌輸的偏見,其要點有三:一是鄙視中華民族,認為中國人是落後、野蠻、自私、不講衛(wèi)生的“清國奴”;李登輝直到晚年仍認為中國應當分裂成七塊,並不斷散佈“中國崩潰論”,其根源即在此。二是仰慕日本和日本文化,李登輝至今仍認為日本的京都是人類文化的極致。三是當臺灣的利益與日本的利益衝突時,要自覺意識到自己是“皇民”,要先維護日本“祖國”的利益。所以在釣魚島、慰安婦等問題上,李登輝都幫日本發(fā)聲;在各國紛紛紀念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七十週年的今天,李登輝卻在憂慮日本“被刁難”;這其實都是因為當年被灌輸的第三點偏見在作祟。

　　本來,如果李登輝只是個普通人,那麼他的那些言論只要當成是個心理病患的胡言亂語即可,何必認真?然而李登輝又偏偏不是個普通人,他做過臺灣當局領導人,現在又被視為臺獨的“帶頭大哥”,其言論不僅影響國際社會的觀瞻,更影響到臺灣民間的價值取向,臺灣那些“反課綱微調”的高中生,連“殖民”的字眼都接受不了,不就是受到李登輝的皇民史觀影響嗎?更何況李挑選此時發(fā)表媚日文章,其主旨不僅在於發(fā)抒對日本“祖國”的癡心,更在於要“力挺”某位候選人,這就直接涉及到臺灣民眾的現實政治選擇,讓我們必須對其“胡言亂語”予以批駁。

　　認真剖析李的心理獨白,對於世人更深刻地認識“臺獨”也是有助益的。畢竟李登輝是“臺獨”的領軍人物,他的心理特質,其實也是相當一批“臺獨”人士的心理特質。

　　“臺獨”不是總標榜他們“最愛臺灣”,並總給別人扣“賣臺”的大帽子嗎?但李登輝怎麼做的?對簡大獅、羅福星、莫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