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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進城會造成社會不穩(wěn))這種理論，不僅使城市化的思維陷入遲疑和猶豫的泥潭，而且也導致城市化實踐走向凝滯和停頓不前”、“‘偽城市化’像一層迷霧遮住了人們的眼睛”、“戶籍制度像一把利劍斬斷了城鄉(xiāng)間的親密關係，更像一座高山將市民與農民隔離在山的兩邊”……
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研究員6日在此間舉辦的第8期中國現代化研究論壇上，對既得利益群體為維護其既得利益而阻礙城市化推進的五大所謂理由，一一予以駁斥。他説，在解決“三農”問題之初就提出了要致富農民必須減少農民，分流農民的思路，但由於認識的不統一和既得利益群體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使農民的減少和分流，以及城市化的推進遇到了特大難題。
中國到底要不要讓更多農民進城和大力推進城市化？以及怎樣推進城市化？至今仍然爭論不休，理論界的爭論也影響了決策層的決心。其中最影響城市化推進的理由有如下五種——
第一種理由是：在社會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影響下，過分強調了大量農民進城會造成社會不穩(wěn)。經常用於説教的，一是擔心出現印度孟買那樣的“貧民窟”，二是擔心出現拉美那樣的“城市化陷阱”。為此，人們在中國設計了“兩棲類”，讓億萬農民工成了城市中永遠的“飄族”。理論家認為，這樣“進可入城打工，退可回家種田”。如此貌似完美的設計，雖然得到很多人的贊同，並在實踐中得到漫延和滋生，但著實講，這種理論，不僅使城市化的思維陷入了遲疑和猶豫的泥潭，而且也導致城市化實踐走向了凝滯和停頓不前。
第二種理由是：以避免出現“大城市病”為理由，力主限制大城市快速發(fā)展。由於國外的大城市發(fā)展中，確實出現過交通堵塞、城市污染等所謂的“大城市病”，所以我們早期研究城市化的人，一開始就提出了限制大城市發(fā)展的指導性觀點。這種觀點在上世紀90年代出臺的法律中就已經得到體現。由於這樣，雖然很多大城市大量需要農民工，而且很多農民工也工作于大城市，但大城市卻拒絕農民工留在城市中。這樣做的結果是造成了在大城市已經幹二、三十年的農民工，仍不能在城市住有所居、病有所醫(yī)和老有所養(yǎng)，他們的子女也長期無學可上。很多農民工已從青年走到了老年，子女都出生、長大成人並成了第二代農民工，但他們依然沒有城市戶籍可言。他們大多住在城鄉(xiāng)的結合部，他們的生活與農民沒有兩樣。
第三種理由是：受“逆城市化”的影響，導致小城鎮(zhèn)發(fā)展成了戰(zhàn)略重點。國外的城市化經歷過由分散到集中並出現了再次分散的三個階段。大城市形成後，城市裏的生活環(huán)境遭到污染，當汽車遍及每個家庭後，很多人把居住地點選到城外的農村。據調查，加拿大蒙特利爾和美國洛杉磯，其周圍都有70多個小城鎮(zhèn)。而中國情況與其不同的是，第一個階段的集中還十分欠缺，第三産業(yè)發(fā)展水準很低，中産階級尚未形成，這種情況下，大力展農民工本土本鄉(xiāng)的小城鎮(zhèn)，顯然是有悖于城市化的推進的。很多農民工把賺的錢弄到老家鎮(zhèn)上去建房，而全家還留在大城市工作和發(fā)展，這既造成土地資源和農民工財産的嚴重浪費，也不利於市場發(fā)育和調動內需。
第四種理由是：“偽城市化”的做法，放緩了對城市化的推進。中國的城市化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幾乎沒有明顯進展。在各方面的呼籲下，原建設部出臺“人口統計方法的改變”，將工作于城市6個月的人都算做城市人口，於是，城市化率一年上升一個百分點。但是這只是統計口徑的改變而已，除此外，對入城的農民工和新市民的待遇毫無改變。經濟學家把這種“城市化”稱之為“偽城市化”。“偽城市化”像一層迷霧遮住了人們的眼睛，抑制了社會上對城市化的呼籲，改變了社會上對城市化的視聽，減弱了決策層對城市化的重視，放緩了中國城市化進程。
第五種理由是：“戶籍制度必須維護”，擋住了城市化的去路。中國二元經濟的形成是由上世紀50年代末實行城鄉(xiāng)戶籍分治導致的。這一戶籍制度像一把利劍斬斷了城鄉(xiāng)間的親密關係，更像一座高山將市民與農民隔離在山的兩邊。戶籍制度的改革本來在今天電子化、資訊化時代是很容易推進，但一方面是由於城市戶籍負載有更多的權益和福利，在很多城市人已經忘掉農村、農民當年為城市發(fā)展做出的巨大貢獻時，很不願讓那些為今天城市發(fā)展再次流下更多汗水的農民工從中分出一杯羹。另一方面是客觀上存在一種誤區(qū)，總認為小偷、犯罪都是農民工造成的，對農民工親近愛護不足，防範警惕之餘，總怕改革和放開戶籍之後，給城市造成混亂，增加警察更大負擔。為此，有關方面總是把戶籍制度視為社會安定的“救命稻草”，不希望改革，不願意改變。由此直接限制了城市化的推進，也限制現代化的進展。 (記者 孫自法)